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法（经）函〔１９９０〕６０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法院〔１９９０〕浙法经字１７号请示报告和江苏省高级法院苏法诉〔１９９０〕经管８号请示均已收悉。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权争议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７日，轮运公司与供应站签订购销５万吨烟煤合同一份。同年３月１日，轮运公司又与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与供应站实为一个单位，现已撤销）签订购销５万吨烟煤合同一份。两份合同均规定：“交货地点及运费，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供方负责。”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是送货制，交货地点是杭州市，杭州市应为合同履行地。两份合同均未明确签订地。且，合同标的物尚在杭州市，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案件审结后的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特指定本案由杭州市中级法院管辖。并请你们两院分别通知萧山市法院和邳县法院将本院的有关材料及萧山市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一并移送杭州市中级法院。鉴于供应站先行起诉，对轮运公司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由邳县法院直接退还该公司。
此复
附一：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诉
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
的报告
〔１９９０〕浙法经字１７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我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质量纠纷一案，我省萧山市人民法院与江苏省邳县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发生争议，经协商仍解决不了，特依法报请你院指定管辖。
１９８９年２月，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以下简称供应站）和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与供应站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在江苏省邳县草拟了购销烟煤各５万吨的合同两份。服务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由萧山方经办人沈金梅于２月２７日带回萧山。３月１日，经工业公司和供应站的法定代表人审阅后，盖上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上述两份合同均规定杭州萧山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服务公司负责。３月９日，沈金梅随带上述两份合同和２５万元汇票赴邳县发煤。３月，服务公司发烟煤８４８吨，双方对烟煤质量无争议，萧山方也付清货款。５月，服务公司发烟煤７８０吨，经萧山方化验，烟煤质量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为此，双方当事人多次在萧山、杭州协商，最后达成煤由萧山方联系销售，按实际销价结算的协议，但因销路无法落实，萧山方再次电告服务公司派员协商处理，服务公司不予理睬。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４日，供应站向萧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萧山市法院于２月１５日向供应站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并建议当事人再协商一次。３月７日至８日，双方当事人再次在萧山协商烟煤处理问题。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萧山市人民法院于３月１０日立案受理，并委托邳县法院向服务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服务公司则于３月３日向邳县法院起诉，邳县法院当天受理立案并通知供应站答辩。３月１２日，萧山法院接到了邳县法院委托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供应站拒收并提出管辖异议。
３月３１日，邳县法院派人到萧山市法院协商该案管辖权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５月１６日参加第二次华东地区经济审判研讨、协作会议预备会的江苏、浙江两省高级法院经济庭领导商定，先由杭州中院和徐州中院协商解决该案的管辖争议问题，双方没有统一认识。６月６日本院经济庭与江苏高院经济庭电话协商，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批复的规定，该案邳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两份合同均没有规定合同签订地，对合同的最后盖章地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邳县法院认定最后盖章地在邳县的两份证词并不可靠。所以该案应以履行地确定管辖较妥，而两份合同对履行地均明确规定在萧山市。况且，双方争议的标的物在杭州及萧山市，该批标的物需要质量鉴定及处理，由萧山市法院审理较方便。所以，该案应由萧山市人民法院管辖。
特此报告，请予批复。
１９９０年６月４日
附二：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浙江
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争议
的请示
苏法诉〔１９９０〕经管８号
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２日我院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０）经请字第３号请示报告。现将关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诉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争议情况报告如下：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７日，城北供应站沈金梅带着合同章与中间介绍人马福兰（原杭州市西湖计划经济委员会干部，现病退）和陆涛（余杭超山包装品厂职工）一起来到邳县，住在邳县陇海饭店，与轮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５万吨煤炭的合同，合同规定煤炭单价每吨２２０元，交货数量及日期是“分期分批供货，从３月开始每月５千吨”交货方法是“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由供方负责”。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同年３月２８日，城北供应站为了能从另一开户银行贷取煤款，沈金梅、马福兰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纸来到邳县，以城北区工业公司的名义（城北区工业公司与城北供应站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轮运公司签订一份假合同，其内容除价格变为每吨２２６元外，其余与２月１７日合同一致。因该合同是双方商定不履行的，所以轮运公司没有留存。签订假合同后，沈金梅和马福兰两人于２月２８日离开邳县去到河南商丘约三、四天。同年３月１３日，双方在邳县签订了一份合同附件，规定了具体履行合同的细则，说明：“本合同签订后因二月份雪雨阻隔无法执行，又因需方货款迟到，现本地市场煤价普遍上浮１０元，需方应在原定合同价基础上每吨增价６元。”后因煤质问题，双方又于同年５月２４日及１０月２５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并在１０月２５日的协议中声明，双方同意中止合同的履行，以上均有住宿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明材料为证。
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邳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轮运公司诉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纠纷一案，并于当日下午以挂号信形式委托萧山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应诉手续，经查询，该邮件于３月１１日为该院妥收，但却迟迟未将送达回证退回。３月２８日，邳县法院得悉萧山市法院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主体立案，遂于３月２９日去杭州、萧山协商管辖权问题，未果。萧山法院称于３月１０日受理了此案。
经我院研究认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２月１７日合同（３月１日所说合同相同）签订地是邳县，而非萧山市。合同的履行地按合同规定在杭州市杜子桥码头，属杭州市拱墅区，亦非萧山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邳县法院和拱墅区法院对此案都有管辖权，鉴于邳县法院已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立案受理，而拱墅区法院至今尚未受案，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萧山市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５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５日两份协议的签订地在杭州市内来确定该“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的合同签订地，萧山市法院并据此行使管辖权，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法经函（１９８９）８０号批复的精神。
综上所述，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１日